参照Zhang(2008)的做法，对情绪指数、上证指数和宏观指数的各IMF进行整合重构。以情绪指数为例，图8-6列出了情绪指数6个IMF的均值以及对均值进行t检验(原假设是均值为0)的P值，可以看出，第4个IMF首次出现均值显著不为0的情况(显著性水平为0.01)，于是将第1~3个IMF叠加为高频信号，代表投资者情绪的短期波动；将第4~6个IMF叠加为低频信号，代表投资者情绪的中期波动；残差序列保持不变，代表投资者情绪的长期趋势。类似地，上证指数和宏观指数各IMF均值及t检验P值分别在图8-7和图8-8中列出(均是第3个IMF首次出现均值显著不为0的情况，上证指数的显著性水平为0.1，宏观指数的显著性水平为0.05)。

图8-6投资者情绪各IMF分量的均值及t检验P值

图8-7上证指数各IMF分量的均值及t检验P值

进一步对情绪指数、上证指数和宏观指数各IMF整合重构之后的高频信号、低频信号和残差进行特征比较。如表8-2所示，从短期波动来看，投资者情绪的平均周期最长，宏观指数次之，上证指数的平均周期最短；从中期波动来看，投资者情绪与上证指数的平均周期相当，均高于宏观指数的平均周期；从长期趋势来看，投资者情绪、上证指数和宏观指数的平均周期相当。另外，三个指数波动的来源呈现出不同的模式。对投资者情绪指数而言，中期波动的方差占比最高，是情绪指数波动的最主要来源，短期波动次之，长期趋势的方差占比最低；对上证指数而言，中期波动的方差占比最高，是上证指数波动的最主要来源，长期趋势次之，短期波动的方差占比最低，仅为1.64%；对宏观指数而言，长期趋势的方差占比最高，是宏观指数波动的最主要来源，中期波动次之，短期波动的方差占比最低。

图8-8宏观指数各IMF分量的均值及t检验P值

表8-2投资者情绪指数、上证指数与宏观指数各分量的平均周期与方差占比